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发现，表演功能其实是演说行为的内在要求，其核心在于演说者与听众的现 场互动关系。尽管雅典当时的某些哲学家和政治家要求把政治演说的功能严格限制于“阐明事实” 和“商议城邦事务”，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演说行为本身的表演性质，也不可能改变雅典民主制 依靠演说进行运作的现实。雅典民众在彩票奖金现场所具有的主动性地位以及表决的即时性，客观 上促进了演说者与听众互动关系的充分发展，也使得演说现场性对城邦政治的影响发挥到很高程 度。这一现实反而凸显了表演功能在雅典政治演说中的作用，这也正是表演文化能够对雅典民主政 治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根源所在。 那么，对于表演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加以评价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接受亚里士多 德和雅典政治家们的说法，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一旦过度发展，必然对演说的政治功能造成破坏。正 如柏拉图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演说者会像诗人一样“取悦”作为听众的雅典公民，以谋取私人利益。 政治家甚至可能利用演说欺骗民众，破坏法律和正义，危害城邦的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 意到，政治演说的表演性与雅典民主政体的运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雅典人既然以演说的形式 来操作自己的民主政体，必然会面临这种运作方式自身的负面作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雅典 当时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对政治演说之表演性的批评，就会发现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对雅典民主政体在 表演文化语境中的运作方式进行的某种反思。而且，它不仅存在于哲学家的论述中，更通过政治家 在演说实践中的反复强调而传达给雅典民众。当民众以听取演说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时，政治家之 间针对彼此演说表演所提出的批评不断提醒着民众，要从政治家的演说表演中摆脱出来，去关心城 邦的正义与公共利益。例如，德谟斯提尼就曾要求其听众不能将诉讼演说只看做政治家之间的“竞 争”，并试图引导听众去关注城邦的政治事务。因此，表演文化的负作用反过来也刺激着雅典人， 使他们形成关于民主制运作以及政治参与本身的更为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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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塞尼亚国家的政治版图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明显的认识。如前所述，美塞尼亚人是指 整个美塞尼亚地区的人，但是美塞尼亚国家并没有全部占有整个美塞尼亚地区，也没有建立在后来 美塞尼亚国家所认定的自己的前身——皮罗斯地区。皮罗斯是传说中的希腊老英雄涅斯托尔的故 乡，位于美塞尼亚西南部沿海地区。但是，新建立的美塞尼亚国家却位于美塞尼亚地区中部偏西的 依托姆山及其周围地区。而皮罗斯地区仍然服从于斯巴达。按照狄奥多罗斯的记载的11选5技巧，在公元前4世 纪60年代末，阿斯涅和莫特奥勒(Mo出。ne)依然控制在斯巴达的手中。公元前365年，阿卡迪亚人 进攻西部沿海的卡帕里希艾和克里法西翁，才将这里移交给美塞尼亚。 总而言之，斯巴达历史上的美塞尼亚问题纯粹是在古典时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由雅典一手策划 产生的。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分离斯巴达人与庇里阿西人的政 治联盟，削弱斯巴达，成为雅典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塞尼亚问题被雅典所利用。雅典充分利用斯巴达 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地理的特殊性，从诱逃斯巴达人口逐步演变成分裂斯巴达。公元前4世纪前 期，希腊各国在底比斯的率领下，打败斯巴达，共同的政治利益驱使他们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后美 塞尼亚国家在底比斯、雅典等国的庇护下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