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日，大约在凌晨1点，也就是在我们突破临津江8个小时之后，我跟随营司令部在马智里盆地跑步向南行进。

　　“轰、轰……”敌军的炮弹像爆豆一样在我们周围爆炸。他们占领着盆地环形山，居高临下，从三面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

　　突然，我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跌倒在地上，我以为是脚绊着石头摔倒了，爬起来又跑了30米左右，再一次倒在了地上。我使劲想爬起来，却怎么也站立不起来。

　　腿！是腿有问题了，右腿还能动，左腿不听使唤了，想抬也抬不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左腿负了伤，当时因为精神高度集中，在奔跑中也没感觉到疼痛。

　　“教员，你怎么啦？”后面传来营部医助的声音。他在我后面约20来米的地方跟着跑，发现我倒在地上起不来，便迅速跑过来。

　　“伤到哪里了？”医助弯下腰，两腿呈跪姿，紧挨在我身边。

　　“看来是左腿。”这时，我已开始感觉到左大腿根处刺心地痛，左腿部的棉裤管已经被血湿透。

　　医助迅速地从红十字包里取出剪刀，从我左腿膝盖处下剪，向上将棉裤剪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直达皮带下。看见了，伤口就在屁股和大腿连接处，露出了拳头大的一个洞，鲜血直往外流。这是被炮弹爆炸后的弹片所伤。医助判明伤情后，熟练而敏捷地用急救包堵住了伤口，用绷带对大腿根进行了包扎。

　　“注意，减小目标，你快卧倒！”我提醒医助。

　　敌人的炮火依然猛烈，炮弹爆炸后的弹片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子弹“噗噗”地落在地面，飞溅的雪土纷纷洒落在我们身上。医助采用跪姿为我包扎，目标过大，太危险了。

　　“不要紧，趴在地上不便操作，会延误时间，使你流血太多。”医助只顾给我包扎，全然不顾炮火的威胁。伤口包扎好了，他又用纱布为我捆绑被剪开的棉裤。

　　就在这时，他突然栽倒在我身边。

　　“医助！”我呼叫着。

　　他没有应声。

　　我拖着伤腿用力往前爬，尽量靠近医助，伸手去摸他的脸。医助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来得及哼叫一声。炮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左胸部的棉衣被弹片打了一个洞，鲜血浸透了半个胸部，后脑勺淌着血，流向脖子里。

　　“医助！”我喊着，发傻似的看着他，心里非常难过。他的牺牲，完全是为了救治我。他个子高，跪在地上为我包扎，整个上半身直挺挺地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目标显然太大了。

　　我后悔，如果不让他为我包扎伤口，如果他能趴在地上慢一点为我包扎，本是可以避免牺牲的。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只顾忙着为我止血，着为我包扎……

　　我后悔，止不住泪水流淌。

　　天还未亮，大部队追歼敌军已经南下，地里一片寂静，显得空荡荡的。

　　我独自一人，守着为我而牺牲的医助。他蜷曲着身子，紧闭着双眼，面容干净，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像睡着了一样。

　　“怎么办？”我默默地问自己。我四处张望，周围一片死寂，的感觉袭上心头。我不忍心离开医助，想守着他陪着他到天亮。天亮后怎么办？我拿不定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

　　朦胧中，我突然发现百米之外好像有两个黑影，正向我这边移动着。

　　是人？不可能吧！这么死寂的深夜，怎么会有人来呢？开始，我以为是幻觉，睁大眼睛看去，黑影越来越近，确实是两个人影。

　　是什么人呢？是被打散的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卡宾枪。糟糕！卡宾枪刚才已被弹片炸断。如果走来的是敌人，手中没了武器，咋办？我有点紧张了。

　　两个人影越来越近，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只好躺在地上装死，不动，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他们向我走来。如果卡宾枪没坏，等他们再走近些，发现是敌人，我会毫不犹豫射击的。现在，我手中没了武器，爬也爬不起来，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喂！”待到两个人影离我大约10米时，我发现来者非敌，是我们自己人，是我们营司令部的描图员和理发员，不禁大舒一口气，兴奋得喊叫起来。

　　“啊，教员！怎么是你？”描图员和理发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快步来到我身边。“我腿被炸伤了，你们怎么样？”我急切地问他们。描图员是负责军用地图的，他伤在左肩胛骨。理发员伤在右手腕处，被子弹打穿。他们手上都缠着纱布绷带。

　　我们三人互相说了负伤的情况后，他们就给我捡来了一根树枝当拐杖用，扶着我向200米外的两块大石头走去。那石头有房子般大小，到那里可以隐蔽一点，还能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