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这是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 正确对待的问题。一般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 值观为准绳的，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来源于对人性和世界的两种估价。前者主要持相对乐观态度， 强调既立足现实，又看到历史进步，而后者则多持悲观立场，强调研究历史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它 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的两种取向，双方都很难完全说服对方，很难以其中的一 种取向完全替代另一种取向，但对于人们客观认识国际关系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般认 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事实上，即 便建构主义学者，似乎也未能完全超越两种认识取向之间的分歧。公认的建构主义学派奠基人亚历 山大·温特在回顾建构主义思想源流时写道：“建构主义世界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短的一 段时期内，以常常被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贬义地称为理想主义的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表 明了她对理想主义传统的肯定，也表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难以完全弥合。但是，如果我们 过分夸大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简单地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则是欠推敲的。从美国外交实践看，如 一些美国学者所述，20世纪的美国外交始终都在其“远大理想”与谨慎务实的利益计算之间保持平 衡。从理论上看，冷战年代，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和外交史学研究领域，都发生了理想主义与现 实主义的激烈争论，双方都力图否定对方的基本观点，强调自身理论阐释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自70年’ 代末期以来，不仅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逐步出现了既相互批评又相 互借鉴的局面，而且，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史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 事实表明，在今天的美国，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都试图完全否定对方基本观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 去。这些似乎都表明，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既要充分重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对于理解国际关系变化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不应过分纠缠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野，简单地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也许，这才是我们重新反思威尔逊外交和美国理想主义时应该持有的态度。 最后，历史研究始终具有历史学家与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进行对话的主观性特征。从这种意义 上说，美国学者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是需要我们正确对待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学者研究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属于本国人研究本国史，其研究优势不言而喻，但立场 和价值观申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不论持肯定态度，还是批评立场，他们都始终以是否符合美国国家 利益和理想作为评判标准，都普遍认同威尔逊提出的基本目标以及具有显著美国化色彩的价值理 想。不难看出，即便最尖锐的批评者，他们的讨论也主要限于是否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现代世界的要 求和美国的利益、理想，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外交立场和价值观的偏颇性往往讨论甚少。他们都 大谈所谓现代世界发展潮流以及美国在领先潮流方面的“道德优势”，但只要仔细辨别，我们便不难 发现，他们所谓“现代化”和“全球化”往往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同义语。这种以本国利益和价 值理想作为评判标准的学术研究，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人们来说，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令人难以接受。 事实上，即便在冷战后的美国，学者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达成共识，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以弗兰 克·宁克维奇为例。他把威尔逊主义视为应对大规模国际战争和冲突的理论，把威尔逊外交视为按 照美国利益和理想重建世界秩序所做尝试，视为美国政治家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是，他同时又以威尔逊主义为依据，奢谈“人类共同危险”，却不断夸大现代世 界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并不厌其烦地论证冷战年代美国“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冷战政策的合理性，把 威尔逊完全描述成阴郁、悲观的地缘政治家。这不仅令身处世界其他区域的人们难以认同，甚至连 一些美国学者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威尔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