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房宽的钱被人偷了。但这似乎并没有过分影响他回归故里的情绪。甚至当他在老邻居家住了一宿后，便忘了自己曾经有过钱的事。他乐呵呵地赘在陆明天的屁股后面跟进跟出，再也不提自己盖房子的事了，好像他原本就和陆明天住在一起似的。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这位热心的老邻居便发现他的毛病了，也明白，自己已经背上了一个很难甩脱的包袱。他对房宽说，我给你找个工作吧！以后你就可以住在单位上了。房宽“嘿嘿”一笑，没表示什么，又好像什么都表示了。

　　工作没费多大劲就找好了，因为陆明天是镇上有名的厨师，哪个饭馆都有他认识的人。而房宽已经没有了挑剔工作的能力，叫他端盘子抹桌子他是决不会去洗菜切肉的。他干得很来劲，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像房宽这样和气礼貌、全心全意为餐厅着想的服务员了。

　　“同志，再添点。”他用那个从不离手的湿漉漉的抹布，将别人撒在桌上的米粒肉片抹到一起，再用一只空盘子盛着，倒进了新到的顾客刚刚吃了一口的碗中，还要唠叨一句“节约”、“勤俭”什么的。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将别人的剩菜剩饭，聚攒到一起，端到人家的酒席筵上。他自己也从来不进厨房吃东西，饿了就将那些剩菜剩饭狼吞虎咽几口，而且还不敢多吃，那种多吃一口别人就会少得一嘴的潜意识时时支配着他，弄得顾客们都说，餐厅雇了一位叫化子做跑堂的。他反应迟钝，行动缓慢，顾客叫一声“服务员”，他会琢磨半天才过去，端菜端饭时十有八九要端错，常听到顾客在喊：“那是我的。”顾客们虽然在餐厅的意见簿上写满了意见，但谁也不会当面冲他发火，因为他总是“嘿嘿”笑着，笑得令人心里发怵。

　　房宽晚上是在餐厅里睡觉的，等顾客们走完之后，他将餐厅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就已经是夜阑人静了。他用凳子拼出一张床，打开自己的背包，也不脱衣服，盖着被子倒头便睡。第二天，他总是起得很早，立在门口，用笑声迎接这天的第一个顾客。一天早晨，他用笑声迎接来的一位顾客大声惊叫起来，说他发现一只虱子从自己坐的凳子上爬进了他的衣服，甚至他还看到了房宽头上一片一片的虱子蛋。而房宽依旧在笑着给他端饭端菜。

　　就在这天中午，餐厅经理将他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递给他一沓钞票，说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一共七十五元，并要他数数。他数着，并不是想知道那是不是七十五元，而是因为经理让他数，他就得数。

　　经理又道：“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你现在可以离开餐厅了。”

　　“离开餐厅？”他眨巴着眼，“我去哪里？”

　　“这我不知道。”

　　“那你让我去干啥？又没有新任务。”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了。你从哪儿来就到哪儿去。”

　　“我是从部队上来的，我有证明。”

　　“那就应该回到部队上，部队把你培养成了这个样子，你就应该去为部队服务嘛！”

　　“部队领导说，让我转业，转业就是党和国家需要我回地方工作……”他认认真真解释起来。

　　经理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被餐厅解雇了。”

　　“解雇？”他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解雇”是什么意思，道：“我是你们雇来的？那你们当初为啥不说清楚？雇我我就不来了。”

　　房宽离开了餐厅，走时，没忘了背上自己的背包。他神情是严肃的，甚至有些愤怒。回到家乡后他第一次不再笑脸迎人了。他要去哪儿呢？他不明白。但他是决不会再去找陆明天了。因为他觉得姓陆的把他作为雇工出卖给了别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他从来就是一个听从党指挥的高尚的随时都在尽义务的共产党员。还是餐厅经理说得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想部队了，想着想着，就在大街上哭起来。

　　后来，他就死了，死在去部队寻找生活、寻找战友、寻找华老岳的路上。

　　转眼春天了，还是雪花，飘啊飘的总是飘不尽。在原工程团的基础上组建成的独立团开始进行大换血：补充大量兵员和施工机械，调整各级干部，原工程团的六百多人面临着按病退处理回去的结局，其中包括副团长华老岳。总部一位首长亲自打电话给华老岳，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只说了两个字：“没有。”便把电话扣了。他没什么可说的，他是决计要服从了，尽管对一个特立独行惯了的人来说，任何服从都意味着悲哀，但他没必要为这种必然到来的悲哀去争辩。因为那就意味着他对悲哀的胆怯，而胆怯是永远要避开他的。唯一需要说说的就是为先去的人在格尔木修建陵园的事。他去找窦保安。窦保安说：“这件事你早就说过了，我也早就答应了。没什么问题，你放心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