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大家一起回到部队驻地。现在我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们好像都不肯正眼看我，也懒得跟我讲话，我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孤独和苦闷。

　　外出演出已经停下来，因为大部分男队员又有新任务。根据时局的需要，在××师驻防的沈阳至辽中区间要设检查站，大家都叫它“卡哨”，每个卡哨由一个班的武装士兵和两名军官组成，师部人手不够，就抽政工队男队员协勤带班，现在队里只留下何队长、唐克、姜瑞田和女队员。听姜瑞田说，卡哨的任务就是纠查过往行人车辆，抓捕共产党分子和阻止重要物资流向“敌占区”，像钢材、布匹、汽油、药品、纸张、机械等都属违禁品。姜瑞田说，这是个有“油水”的差事，连何队长都想去，处长不答应，因为“队里没个管事的不行”。姜瑞田说，何勇留下他纯属报复，因为姜瑞田老是顶撞他不服摆弄，这好差事当然没他的份儿。姜瑞田认为不去更好，虽然在卡哨可以揩油捞外块，可是也有危险，说不准什么时候小股共军摸上来就给端了，兴许就把小命搭上。

　　现在留在队里的人没事做，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天气越来越热，就是闲坐也会一身汗，加上整日百无聊赖，懒得连起坐的力气也没有。早上一照镜子，发现脸色焦黄，瘦得颧骨高高的，下巴尖尖的，再不见以往的丰润和光鲜，我是从里到外地变了。

　　午饭后又都躺在炕上开始寻梦，我虽然紧闭双眼却没有一丝睡意，湿漉漉的汗水腌得背上的痱子又痒又疼，我用力摇着扇子，连风也是热的。我悄悄地坐起，悄悄地穿鞋下地走到外面去。院子里大杨树上的知了好像也热得难耐，一阵阵拼命尖叫。我出了大门想一个人到村外走走，经过后街时，见一棵大柳树的树荫下坐着五六个农家妇女，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说说笑笑，见了我都友善地点头微笑，一个年轻的媳妇向我打招呼：“妹子，你这是上哪去呀？”我也笑着回答：“不上哪去，闲溜达。”“过来坐一会儿呗。”她招手说，把一块大石头让出来。

　　盛情难却，我高兴地走过去，在她们中间坐下。

　　“姑娘是本地人吗？”有人问。

　　“嗯，家在沈阳。”“你们女兵里顶数你最好看。”“你说人家是怎么长的？这个俊呀！”“多大啦？”“十八。”我故意多报一岁。

　　“还是城里的闺女有出息，敢一个人出来在队伍上做事。”“听说要打仗啦，是真的吗？”“不能，你们不用担心，打不到咱这儿。”其实我是信口开河，我自己也正要问呢。

　　“咱就不明白，国民党共产党不都是中国人吗，为啥要打仗呢？当兵的哪个没有妻儿老小，打仗就得死人，谁家摊上也受不住哇？”“还不是为争地盘儿，反正老百姓遭殃！”“姑娘，你是国军这头的，我也不怕你抓我罚我，听人家说共产党那边把地主老财都收拾了，老百姓的日子可好过了。”“他嫂子，你可别乱说呀，你怎么替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没听说吗？共产党是土匪，共产共妻，你也不寻思寻思，他们能是好人吗？姑娘，你可别往心里去，咱们庄稼人没见过世面，什么也不懂，不管说共产党好还是坏，都是听人家说的，谁也没见过，她这是顺嘴胡咧咧，姑娘，你可千万别把瞎话当真话呀！”一个年长的翻来覆去地解释着。

　　“大婶，有很多事情我也说不清，心里想不明白说说也没啥，谁也不是存心的，就是别到处乱说。”对这种敏感的问题，我只能或者回避或者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我一看就知道这闺女心眼儿好，明白事儿。”“不然我敢当着人家乱说话吗？”“大姐，你说国民党跟共产党最后到底谁能胜呢？”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问。

　　“小妹妹，这个事儿我可说不好，当兵的只能听上头的，上头让咱们往东咱们也不敢往西呀，你问的这事儿我既没想过也回答不上来。”我歉然一笑，“对不起，小妹妹。”“人家姑娘说得有理，当兵的可不就得听上头的，再说共产党国民党最后谁能打赢，我看谁也说不上来。”“怎么说不上来？最后谁胜谁败，那就看谁对老百姓好。谁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向着谁，就跟谁走跟谁干，那谁就准能胜；谁要是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就不向着谁，那他就得败。”心想，这些也许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庄稼院女人，还挺有见识呢，姜瑞田于志强都说过这样的话，却没有她们说得既简单又明白。

　　“姑娘，你们队伍里要都像你这样和气就好了。唉！”“可不是，你们队里有个叫韩什么的，说句不好听的就真不是东西，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睛，可吓人啦。还有特务连的，个个横眉竖眼，说是买老百姓的菜，可是也不问价，给你扔几个钱拿起来就走，跟抢差不哪去。”“你还别说，真有一分钱不给的。”“你们那个胖队长，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就贼眉鼠眼地盯着人家看，怪吓人的！”“我还听说那个姓徐的，扒人家的秫秸帐子偷看女人上茅房呢。”“有这种事儿？这个浑蛋，等我报告师部，非好好惩治他不可，太不像话！”我又羞又气，噌地站起转身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