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他从湛江水产学院毕业，分配到国家水产总局工业捕鱼处，与吕洪涛、周杰共事，从1983年起，就投入了开拓远洋渔业的筹备工作。中水总公司成立之后，他在远洋二部以及后来由此发展成立的远洋渔业公司负责船舶、物资的后勤服务工作。1989年6月，周杰奉调回国，吴湘峰于同年10月10日前往拉斯帕尔马斯，任拉斯办主任助理，与蔡文军搭档，接管原来由周杰负责的工作。1997年5月，吴湘峰升任远洋渔业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6月，吕洪涛卸任回国，吴湘峰兼任拉斯办主任。2003年3月，天时、地利、人和，终于把他推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坐的位置。当年，在张延喜、吕洪涛时代，他们仅凭十三艘破旧渔船，冒着天大的风险，勇闯大西洋，开辟了中国远洋渔业，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了历史，将近二十年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大西洋沿岸非洲国家渔业政策的调整，对捕捞行业形成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从业者对于劳动回报的期望值大大增加。当今的中国人，和“勒紧裤腰带干革命”、“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援亚非拉”时代的“革命群众”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进人了法制时代，人们的“维权”意识日渐清晰也日渐强烈，党中央已经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响亮口号并且已经深人人心，过去那种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作为中水远洋渔业公司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跨国企业，应该怎么管理？

　　吴湘峰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提出：让企业投资的风险最小化，职工的利益最大化。

　　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长期以来，凡涉及经济利益，我们都是奉行“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并且认为天经地义，实质上就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的利益最小化。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可是10亿人一直过的是清贫的日子，这就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理念被动摇了，政策也随之有所改变，但仍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许多民营企业是在没有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先干起来再说，而后再促使国家政策的形成。中水远洋渔业公司是国有企业，而且它的主体部分在国外，因此带有与其他国有企业又有所不同的自身特点。船员们抛家舍业、远走海外，而且常年在海上作业，比陆地工作人员更辛苦，还有疾病、战争这些不可预料的因素，都会造成人身威胁，如果让他们只讲“无私奉献”，那怎么行？公司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事业将一事无成。当初我们的渔船首航大西洋时，由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加之我们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装备不足，所冒的风险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那时船员们出国的热情很高，固然首先是出于政治觉悟，愿为填补我国远洋渔业的空白做贡献，但也有经济原因，出国辛苦两年，可以挣回一笔远远高于国内的工资，盖房子、娶媳妇，人生的大事都解决了。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挣钱的门路也多，出国当水手挣美元的诱惑力已远不如从前，这时你再讲“无私奉献”，谁还肯干？因此，船员的劳动付出，必须同利益挂钩。